有一种幸福叫在湖北大学读新闻

注:最近很忙,荒了一阵子。本文,是应母校母系老师之约而写,给母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加加油。

年的夏天,我被湖北大学新闻系录取,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被褥把我送到了学校。

刚入校的头一年,一直觉得自己选错了专业。当年的我,性格内向,见到陌生人不知道怎么搭讪,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则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新闻系漂亮女生又特别多。另外,当年虽然爱写点东西,但大多数是小情怀的文字,与新闻根本沾不上边。

是新闻系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和课余的教导与关心改变了我,给了我自信。至今大约还记得,黄家雄老师讲新闻评论,曾宪明老师讲新闻史,廖声武老师讲新闻采访、编辑学,胡远珍老师讲传播学,江龙军老师讲广播电视,何海涛老师讲摄影,余艳波老师讲广告。年的湖大新闻系,老师并不多,但每一位都让我受益良多,教给我许多过去从不曾知晓的知识。知识,使人自信。

如今,黄老师、曾老师都退休了,新闻系升格成了新闻传播学院。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暗暗替母系高兴了好一阵。

在湖北大学读新闻,其实是幸福的。因为湖大的师兄、师姐遍布武汉各大媒体,不少人已经是媒体的掌门人,去媒体实习的机会因此也会比其他省属高校多很多。年暑假,我第一次到报社实习,是曾老师找一位在长江日报工作的校友介绍的。毕业实习,又是曾老师介绍去的北京。曾老师的学生、我的实习老师张景华老师当时任《生活时报》(后来改名为《新京报》)编辑部主任。

可惜,当年条件有限,出门采访的机会不多。最近两年,主要做时政新闻的我会带着实习生去面对面采访一些省部级官员,或者带着他们跟一些地市县的书记县市长深入地聊地方治理与腐败。

采访最后一任铁道部长盛光祖

年3月,我带着湖大新闻级的师弟李昊阳到山西,采访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公安厅纪委书记和数个地市的副市长、公安局长,让他面对面接触这些官员,亲身感受时政新闻的突破、采访技巧、报道角度及对敏感政治话题的尺度把握等。

有时候,我还会带着实习生一起参加采访之外的活动,这样有助于他们更立体地认识采访对象与社会。

新闻是一个强实践性的行业,读新闻,就要多读书早实习。不大量的阅读,做新闻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与高度;不实践,坐而论道,你很难深入到一个复杂的新闻事件里理出头绪、找出亮点。

摄影课老师是何海涛老师讲的,是她激发了我对新闻摄影的兴趣。年的秋天,大三了,开了摄影课,买了一部凤凰相机,经常背着出校到处拍,拍过同班同学到草莓园摘草莓、路边摆摊的小贩、油烟扰民、在长江二桥意欲跳江自杀的失意人、在街头乞讨的孩子等大量现场照片。这些照片,后来相继发表在武汉地区的媒体上。尤其是我看到自己拍摄的同班同学的照片被大幅刊登在报纸上时,自豪而骄傲,再也没有懊恼自己选错专业。

在日本采访日本地震

因为在校外找新闻,偶尔会逃课,我的学号又是班上第一个,老师们点名时很容易注意到我不在教室里。为此,班主任曾宪明老师找过我谈话。得知我一边在图书馆大量阅读一边出校拍新闻,他曾鼓励我说:支持你做新闻,但也要保证每门课考试都及格,不能挂科,挂科将来可能就没有学位。

大四上学期开始,参加了一家报社的招聘考试,意外没通过,最后是靠着平时发表的大量新闻摄影照片和评论文章,直接到报社找总编辑自荐,才被《武汉晨报》录用。现在来看,当时写的、拍的都是小新闻,但正是这些小新闻锻炼了我对新闻的判断力与把控力,也帮我顺利找到了工作。

我跟弟子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总想着一入行就写个惊天大稿,从小新闻做起,练好基本功。这几年,社会上很多人唱衰媒体,但干了快15年的我并不觉得做新闻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的是那些功夫不深、情怀不够的人。不管报纸死掉还是电视死掉,新闻总需要人写,优质的原创内容永远是有需求的。有功夫在身,不愁没饭吃。

年在山西采访孝义市委书记马文革

年,我被调到晨报教卫新闻部担任主任助理,分管高校教育与卫生新闻。当时,手下有七八个记者,每天两个版。做管理,距离我做职业记者的梦想越来越远。

年,我辞职去了《新京报》,做一个普通的记者,开始慢慢感受到职业记者的乐趣。那时,每写一篇报道就被满世界转载,到处都在谈论自己写的新闻,成就感爆棚。真的,新闻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走向,可以监督一些侵害公共利益的权力,可以还原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让人感受到一种力量。年,我作为《新京报》的优秀记者代表被评为南方报业年年度记者。

年,想转型做专业性更强的时政新闻,于是从《新京报》辞职到了《南方周末》。自此,几乎每个采访都是在与公务员打交道,上至省部级官员下至基层的普通公务员,笔下,则是在梳理管理部门的人事与地方治理的逻辑、总结腐败官员群体的特点与规律、揭露地方管理部门乱相与官员丑闻、展现不同流合污的正能量、记录各地管理部门的改革与新政等等。年,梅开二度,我又一次被评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

做新闻的头两年,总觉得新闻系的老师们教的东西用处不大,但在这个行业里干的时间越久越觉得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回到了校园里老师们教授的那些。比如,对新闻的社会功能的理解,当年老师们说新闻的基本功能是记录,而25岁年轻气盛的我觉得新闻就应该去改造社会,30岁时觉得写一篇新闻稿能改变一个具体的事情就很好了。到了35岁,发现在无法自由言说的年代新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能如实记录当下发生的事情才是最有分量的文字。

感谢当年湖大新闻系的诸位老师,教授我那么多东西。如今,他们还默默坚守在湖大校园里,为我这样的学生担忧与喜悦。

最近四五年,经常被各类大学和党政机关邀请去讲座,这对于本科毕业的我来说,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责任。这些年,面对了无数不同的善良与邪恶,见识了诸多其他职业一辈子都见识不到的光明与阴暗,结识了无数形形色色的警察、法官和党政官员。记者这份不用坐班、能游历全国的工作,让我获得了相对的内心自由。这些年的经历与遭遇,让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也明白了自己该怎么活。去讲座的时候,我会把这些感悟逐一与大家分享,这当然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责任。

每一次讲座,我都会自豪地告诉台下的听众:"我是褚朝新,毕业于湖北大学新闻系。”

褚朝新

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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