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世界的精神荒原

——《遍地枭雄》再解读兼论王安忆的创作症候

张冀

（原载《文学评论》年第1期）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的常青藤作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习作者到后来被官方经典化了的大作家，尽管身份、地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她一直笔耕不辍，左手精神超越、右手世俗沉潜，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始终同步成长，长久保持着寻求突围的竞技状态，因而成为当代文坛的标杆人物，这已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长期以来，学界精英乃至更为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大多难以自拔地运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上海与女性、市民阶层与日常生活等种种既定阐释模式，对其小说进行长篇累牍、陈陈相因的分析言说，以致当突然面对《遍地枭雄》时，却只能几乎集体静默失声。毫无疑问，《遍地枭雄》陌生化的话语风暴和传奇性的情节铺陈，潜在满足读者审美期待的同时，也成了游离研究者思维经验之外的小说文本。最早对这一异质文本进行研究的当属王德威先生，这位擅长妙悟点评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声称《遍地枭雄》是王安忆“自《长恨歌》以来的重要突破”，并率先和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进行文本关联。后来不少研究者以“乡下人进城”的切入角度言必称《骆驼祥子》，这种对于他人研究成果不加辨析、直接承袭的治学态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有限的代表性观点还有认定小说是自《阿Q正传》后“对国民心性作了最深刻的表述”，“开始告别‘众生话语’/‘麻雀视点’”、“可能会开启王安忆创作的新路向”，这些见解自有其合理性一面。至于“成长叙事”、“类似流浪汉小说”之类脱离文本的研究观点，不过是王德威说的微言大义，不可谓不一叶障目。如果我们不再唯海外汉学马首是瞻，在文学史的框架背景下真正去深入把握《遍地枭雄》蕴藉的真实与荒诞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不同以往的、更加贴近小说文本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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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王气、暮气：话语魔咒的魅惑与解除

《遍地枭雄》故事架构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来自上海城乡结合部的青年的哥韩燕来，在平安夜出车时遭遇退伍兵“大王”和蜘蛛侠“二王”、黄牛党“三王”三个非典型劫匪劫持，后来却与之相濡以沫、进而自愿入伙，直到一年后的平安夜被警方抓捕归案、重返上海。我相信，对于读者或者研究者来说，小说是不是由某一出租车劫案的真实案例改编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虚妄性和艺术写实性的融合程度。出租车劫案中的劫匪意在求财，只要没有遇到特别反抗，一般不会冲动杀人，也不会带着被害人满世界跑，这是日常生活的显在逻辑。但王安忆正是突破思维定势去展开她的自由想象，小说从第五节起进入了正题，这伙并非乌合之众的另类劫匪居然就真带着韩燕来上路了，正如小说后记所说，将他“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故事叙事由此进一步展开。

《遍地枭雄》故事叙事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大王”汪洋恣肆的话语讲述。面对韩燕来在车上不停地以小动作来反抗，大王犹如圣灵降临一般，给他讲述“四面楚歌”、“空城计”、“草船借箭”等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言说重心都在不战而胜的攻心计谋上。用“辩才”大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主张暴力，取人性命是最下策”，“有识之士讲的是攻心”。这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布道。随后，他又用物质不灭定律的理论引发出卖车分钱的后续计划，一句句“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们的命运就绑在一起了”、“我们的自由是连在一起的”，让韩燕来产生仍是自由身的自我暗示，就此变成“毛豆”。在接下来浪迹天涯的冒险经历中，大王继续开讲，向毛豆灌输“契约的时代”“契约遵守与权威确认”这一时新理念。结果，毛豆先后4次错过呼救逃脱的宝贵机会。小说对此的解释是“大王这个人，就是奇怪地散发出这样一股子权力的魅惑”。我们知道，话语即是一种权力。显然，是大王的话语魔咒产生了明显效果。在毛豆眼中，大王“大约也不过二十三四岁”，“他脸上有一种思考的表情，这使得他的眉，略微蹙起来，咬肌则有些紧，腮帮的线条就硬了，成了见方的脸形。也是由于思考的缘故，他的眼睛也比那几个要亮和锐利，在微蹙的眉毛底下，看得很深远的样子”。这哪里像是带有暴戾气息的抢劫犯？分明就是文气盎然的思想者！大王只有初中学历，但在某警备区服役5年，空闲时间全用来读书，还擅长诡辩，有过舌战大学教授的颇令其自负的经历。他崇尚王者之气，对唐太宗、成吉思汗、朱元璋这些风流人物的风云历史念念不忘；他胸怀天下，向往“大隐隐于朝”的韬晦生活，老家新房家徒四壁，却挂有世界地图聊以自慰。退役后，大王回浙西农村当过3年笋农、又在安徽做过轿夫。他认定女人妨碍自己建功立业，便外出跑单帮、不再回家；尽管如此，还是收获了妻子“这是个一诺千金的人”的评价认知。这“一半向着虚无，另一半又向着现实”的尴尬处境，导致他“高不成，低不就”。他向毛豆解读所谓“强”就是“一为勇，一为谋”。“勇”即“思想的狂妄”，“谋”即“合纵连横”，王气已成大王的心魔。他犹如耶稣附体，两度宣讲“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意在救赎毛豆。“三生石”的历史典故，既是故人重逢的明显暗示，又是命运定数的隐蔽言说。大王“自信心十足”，深知“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却又在带领毛豆们潜伏废弃矿山期间鬼使神差地回了一趟老家探视妻儿，以致暴露行踪。在一片暮气肃杀的荒凉气氛中，大王的话语魔咒终被解除，精神漫游结束。几天之后的平安夜，警方收网缉捕，大王从地理的废墟走进了人生的“废墟”，连同他的毛豆等弟兄们。

实话实说，在王安忆不能自持地纵情讲戏之中，的确成就了一段颇有劲道的传奇故事，我们不能不对作家天马行空的审美艺术想象力叹为观止。但当我读过尤凤伟的《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之后，我对《遍地枭雄》的把握自然有了别样的参照路径。由于可被理解的特殊原因，要从阅读史、创作经验谈之类文字中去发掘作家之间精神往来的实证材料简直没有任何可能。因此，最靠谱、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文本的相似性上去对两者做比对研究。

尤凤伟的“石门系列”是由上述三部中篇小说和《金龟》、《泱泱水》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玉珠是唯一贯穿始终的出场人物（《泱泱水》中的“七姐”不过是其转世）。七爷率一干土匪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灭门劫案，将万念俱灰、“只望早死”的玉珠俘获上山献给不贪财、只好色的匪首“二爷”，夜话故事由此开始。面对一心寻死的女人，二爷让她节哀顺变，两次表示“不杀女人”，然后持续展开心理攻势：先是以叫化子得寸进尺要饭为话题——“叫化子要了人家的东西又要了人家的善心，强盗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善心，心安理得，轻松自在”——去论证土匪存在的合理性，让她“不得不承认他脑袋里有许多叫人惊奇的怪念头”；继而以“世上干哪行哪当的没罪过？”为由，取消了土匪的非法性；再以“女人个顶个都是贱货”去突破玉珠的思想防线、消解其女性尊严。当这些言说都无效时，二爷又提议让玉珠杀了自己再出逃，明知道这绝非惊恐未定的大家闺秀所能为。这是头一夜，二爷无功而返。第二夜，二爷毫无保留地向玉珠倾述自己从富家子弟阴差阳错成为庄户孩子继而落草为寇的身世经历，事无巨细地讲述因无法出示信物长命锁而引发狠心父亲不相认、又如何“永不归家”进而从精神上虐杀了自己亲生父母的连环故事，重点强调自己从说服船老大交出长命锁一事中获得的“终生难忘的启示”，就是——“不能用武力或用武力达不到的目的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达到，那就是话语”。第三夜，二爷继续动用他“口若悬河的功夫”，诉说自己和小夫人的过往情史。当年为保其母子平安，他再度动用话语去蛊惑当时的匪首匡老头，力陈各种利害关系，得以全身而退。经过二爷三夜推心置腹的“说不完的话”，“少奶奶”玉珠终成“山寨新夫人”。这是话语魔咒的第一次集中显现。当两人省亲后重返山寨时，七爷成为匪首，二爷的话语竟然“全是一文不值的废话”，成了阶下囚。此时的玉珠已是一个“活鲜鲜的”、“死去又活转过来”的女人，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她直指“远避女色，永守童贞”的七爷死后只能“做野鬼”，并借自己和原的人鬼恋故事，一步步引诱七爷同意给二爷松绑、送地牢、让自己去送饭，最终两人逃之夭夭。七爷从此“中了邪魔”，着手选配压寨夫人。这是话语魔咒的第二次集中显现，施咒人变成了玉珠。不料，二爷重陷囹圄，被关入双料春爷的私牢，即便亮明身份也无济于事。双料春爷游说玉珠做一个“江湖上的交易”。别无选择的玉珠，为了赎回二爷，接受了双料春爷“互利互惠”、“合情合理”之类话语蛊惑，假扮春娥做了冲喜新娘。这回话语魔咒的施咒人变成了双料春爷。玉珠唱了整宿的地方戏，治好了姜家三少爷的瞌睡病。戏文亦是话语之一种，这是话语魔咒的第三次集中显现，施咒人仍是玉珠。可双料春爷毕竟只有“流氓气”，言而无信，二爷其实早就被官兵乱刀砍死，玉珠也面临着被转卖给佝偻病人做妻子的绝望境地。

“石门系列”的故事情节复述至此可以发现，尤凤伟这3篇中篇小说一共有7次话语魔咒出现，其中有4次分别是二爷对船老大、老父亲、匡老头和玉珠攻心所用。良家妇女玉珠对二爷从最初的内心抵触，到成为半路夫妻、对其不离不弃，再到为救夫君熟练操控话语，这是二爷话语魔咒的客观效应。二爷后来为七爷、双料春爷所困时，气数已尽，话语已然失效。返观《遍地枭雄》，良家子弟韩燕来从被劫时只想回家到变身毛豆再到半路入伙、对大王一路追随，很大程度上是大王“洗脑”般话语魔咒的必然结果，这功效随着大王的被捕而烟消云散。话语魔咒的魅惑与解除是《遍地枭雄》与“石门系列”最大的相似之处。

尤凤伟对于二爷明显抱有一种欣赏心态，小说中多次出现诸如“精明强干，满腹韬略”、“生得细皮嫩面、仪表堂堂”、“像个满腹经文的书生”、“说话也是满口斯文”、“是块上好的坯子……峨冠博带，气宇不凡”（省略号为引者所加）之类赞美言辞。在作家的奇特想象中，二爷是“匪首”，但更是“书生”：“匪首”身份意指他游民生活的生存状态，“书生”面相突显他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匪首”和“书生”合二为一的完美组合，无疑是作家对新时期以来莫言《红高粱家族》首创“匪气”和“侠气”兼备的土匪形象后的一次纵深推进。二爷虽然为“匪首”，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匪”，杀人越货、巧取豪夺这些土匪行径均由七爷和其他手下所为，他“为这世界主持点公道”，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逼人英气，使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匪”截然不同，“文气”是他自身固有的性格特征。当然，他的“文气”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话语产生魅惑，二爷就有“王气”；话语一旦失效，二爷势必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在满是“暮气”之中悲壮谢幕。王安忆笔下的大王是个“美男子”，“白皙”、“好看”，天生内敛、性格沉稳，同样没有草莽气息。他寓教于乐，教毛豆们玩从词到成语再到故事的接龙游戏、玩逆向“争上游”，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我们甚至可以依托文本去做引申想象，他何尝不是这样训练过自己的呢？他的口头命题作文也并非无的放矢。“记一个难忘的人”意在回顾过去，却对自己花样年华时无法安放的青春过往语焉不详。待到展望“我们的未来”时，他已不再有言说的自信，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我们的未来，就是回去到永恒”，“‘现在’的意义就是‘度过’”。但何谓“永恒”、“现在”又是如何“度过”？大王没有回答也根本无法回答。在一个没有了英雄的“俗气”年代，他不合时宜地渴盼成就霸业、又无所适从地蓄势待发，等待他的只有穷途末路，海阔天空的精英梦想终究只是狂想。从“文气”、“王气”、“暮气”的演进组合，去深入思考个人在社会转型时期何以自处的重大问题，正是《遍地枭雄》与“石门系列”完全一致的叙事基点。

2

自卑、自由、自醒：男性气质的形塑与迷茫

如果我们以此粗暴认定《遍地枭雄》与“石门系列”客观上存在一种历史承袭的模仿关系之后就停止进一步思考的话，未免又把本来复杂的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王安忆之所以能“一无负担，一无拘束地在昔日的战场上自由自在活动”，自然有其异于旁人的独立思考。她绝对不会让暧昧的潜流在《遍地枭雄》中继续流淌，因而尤凤伟笔下的玉珠形象特质不会对应重现，取而代之强化的是男性气质几近缺失的青年男性寻找自我、见证自我、建构自我的精神困惑。

小说一开篇就展示了满目疮痍的废墟景象：

在韩燕来，也就是毛豆懵懂的记忆中，他就像是在无限的空闲中长起来的，空闲的地和空闲的人。倘若要追根溯源，他似乎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就是在一片毛豆地里奔跑。豆棵刮在裤腿上，即便是隔了牛仔裤，小腿和脚踝上依然能感觉坚硬的刺痛。熟透的豆荚炸开了，豆粒四下里飞溅出来，奇怪地发出铃铛般的清脆声响。背后，很遥远地传来父亲的骂声，“小浮尸”、“小浮尸”的，骂他毁坏了庄稼。听起来，他们的毛豆地辽阔极了。在这毛豆地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中，它却变成了一片空地。……当它布满和堆积起建筑垃圾，稀脏的白色的泡沫塑料块，霉烂的纸板，风一吹，便飞扬起红、蓝、黄、白的塑料马甲袋，看上去，就是壮观的了。（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这片比较开阔的毛豆地，原本是远离现实且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因开发腾地蜕变成为荒废的空地。“毛豆”这一新鲜连荚的一年生农作物，在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明显是被赋予了一种源自宇宙万物的自然天性，它与少年韩燕来们与生俱来的“天真”的快乐浑然一体。那片已经抛荒的毛豆地，依然“作了他们的游戏场”。对于“人称‘奶末头’，家中人都娇宝他”的韩燕来而言，十八岁到了出门远行的青春年纪。他有一个初一就辍学在家的哥哥，二十三四岁了，一没工作二没成亲，一副满是憋屈的弃儿形象。众所周知，男人不只是一种生物性别，更是一种社会角色。但在这个城乡结合部，失地菜农因为征地一夜暴富，消遣生活无非整天打麻将、唱歌，颓废又无聊。“本村的人，说是在上海大城市，可是就连跨过铁路去往市中心区，都让他们生怯的。”蚁居村中的各色租客也是鱼龙混杂。学车时，韩燕来曾对“女人一样的胖而且嫩白”的“老大”，既有“对一个成功者的膜拜心情”，又“还有一种喜欢”，可这位老板居然是学车小组中唯一连路考都没通过的人。最有可能成为韩燕来仿效榜样的是“有决断力”的片警老曹。但这位人到中年才晋升为二级警司的落魄警务人员，警容不整、“有一种草莽气”，“说话有江湖气”，还与村中的留守妇女有染，已“不再有什么抱负”。在韩燕来简单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他的母亲、姐姐，有着强悍的性格”，驾校的师傅也是满口粗话、抽烟喝酒的生猛女汉子。阴盛阳衰是男人异化的必然结果。男性还在，男人的精气神却没了。韩燕来变得男生女相：“秀气”、“有几分姑娘气”而且“身体孱弱”，“内心里对自己的同性其实是持有距离的”，这是他作为一个男性的自卑。

韩燕来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这既有童年记忆的情感冲动，又有成年男性的冒险诉求。如小说中所强调的，“所谓‘自由’，其实也就是‘自然’，顺其自然的意思”。“他过惯了自由的生活，他还有些任性”，不到一个月就从日资蔬菜公司辞工转而去了小服装厂直至失业，唯一理由是做扫地工比流水线操作工要自由，这是他“自由顺了惯性演化成一种散漫的习气”的正常逻辑。有学者用传统与现代的陈词滥调来分析“木匠活”和“开出租”的职业选择，这不过是个伪命题。韩燕来对去外地学做木匠也曾动心过，因为“表叔的生活是冒险的生活”；可“他从父母姐姐的爱娇出来还不久”，这种冒险生活又着实“叫他畏惧”。至于就在离家近的上海城区开出租，那完全是他姐姐韩燕窝的一手安排，这是文本事实。亦有学者试图从“黄包车”到“出租车”的车夫形象对祥子和韩燕来进行比较，这又是一个没有可比性的无效话题。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从“奋青”到“愤青”再堕落成“粪青”，这是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的人的外在压抑，表达的是个人面对社会的无力感。韩燕来则不同，他是精神上还没断奶的大男孩，上路跑出租要独自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这的确是一种冒险经历，尽管时有驾驶操控的自由快感。所以，小说花费大量笔墨给韩燕来加入了一些场景戏，如不由自主地空车去跟梢同行“朋友”，“谦逊地将他们全都视作前辈”；在快餐店、在卫生间，都迫切地想和“朋友”进行言语交流，等等。这是韩燕来想从“朋友”处获得男性之间心理与情感上的身份认同，可“朋友”们都为生计而奔波，没人停下来去和这个小阿弟进行任何沟通。直到平安夜，当劫匪三人组上了他的车，他方才得以获得重塑男性气质的直接契机。

我们必须充分地注意到，从劫案“谈判”后一直到被捕返回上海那一刻，韩燕来都是毛豆，除了中途一次一闪而过的逃跑念头产生时。这绝非是王安忆的无意疏忽，相反，这正是作家专门以换名的特殊方式，将韩燕来从当下的生活轨道中抽离出来，进入陌生的异度空间，从而接受大王的话语魅惑，真正开始“在自由中找回自我”的人生体验。“毛豆从来没有领受过男性的权威。现在，他从大王的眼光里感受到了。这种来自男性的威慑力量，似乎更有负责的意味，执行起来也更从容不迫。”男人的成熟来自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在“乡气未脱”的毛豆看来，大王虽“同是青年”，但对任何事物都有独到见解，权威、理性、成熟，以致产生了一种无法名状的追随感。毛豆“渴望男孩之间的友情”，在和大王们分别时竟发自肺腑地脱口而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经历一天的失魂落魄之后，毛豆与他们重逢，自然是急切加盟。小说走笔至此又刻意强化了毛豆的主观感受：“毛豆崇拜大王，和大王在一起，他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其实，大王带着他们，过的正是危险的生活。”在这个兄弟情深好似“豆荚”的新集体中，四个人“从原先的相知相投转化为一种铁血盟誓”；“从大王，二王，到三王，都担负起毛豆成长的责任，这促使大王继续完善理论，二王三王则更加自觉地实践。于是，这个小社会里，又有了前辈和后辈，有了传继的关系”。毛豆逐渐意识到“我原先的生活，其实才是没有目标的生活”，憧憬着做一只“很自由，每天只是跑来跑去，游荡来，游荡去”的藏羚羊。这说明毛豆对自己男性气质的重新塑造产生了比较朦胧的自我觉醒。小说也不忘见缝插针地多次提及毛豆的“大男子汉”的外形变化，如“变得黑，而且皮肤粗糙”、“新长出的唇须也硬扎许多”、“原先细条的身子，如今变得健壮”。这就是相由心生的朴素道理。然而，对于毛豆来说，大王是启蒙者，可终究只是匆匆过客。失却大王的“他救”，他将如何继续形塑男性气质？又如何“自救”、走好未来的路？小说结尾，被押解回上海的韩燕来对此仍是一片茫然。

王安忆以男性气质的形塑为切入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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