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著作已公证抄袭必究）

是什么，让你想起了那些过往的小时光？偶尔整理屋子，清理旧物，总会在不经意间翻出了好久之前的东西。曾经初高中的课堂笔记，在边边角角写下那些稚嫩的话，曾经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传的小纸条，一封情书，一张泛黄的照片，总能让你手上的事情停下好久好久，而陷入一段过往的思考里，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某种事物，勾起了你曾经的那些回忆？是曾经听过的一句话？一首歌？或是一件物品？。。。。

四十多年过去，现在谁还对“文革”有记忆和印象呢？大约得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吧，像我们这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文革”初期属于懵懂少年，虽说没亲身参与武斗，没有成人对“文革”认识和判断，对中国历史上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仅有个粗浅而模糊的印记。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在记忆的深井里打捞，打捞些碎光片影，连缀成这篇文章。

《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涯》是二十一岁的詹国强所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作者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告别，却令我们面对小说中无比勇敢和真诚的男女主角，他们对彼此的真挚情感，对伤害的迷惘困惑，与最终与过往的和解。国强说：「我的主角们都是好样的，他们因为勇敢所以孤独，他们不屑于给自己找借口，他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完成一场没有答案的追问。「

这个有关“文革”记忆的系列博文发表后，有许多朋友、博友看到后，都建议我再补充、充实，最好能出一本书。这个系列统共2万多字，是10多年一时想起，偶尔为之。主要是把儿时发生的“文革”记忆最深刻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了下来。后来有部分章节在《湖北文联》、《布谷鸟》、《黄冈声屏报》等报刊上发表。但也有编辑认为我这些文章只是儿时的“文革”印象，因没亲自参与“串联”、“武斗”之事件，历史价值不大。但我更想说的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以儿童的视角来看“文革”，并记录“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在我生命里的印迹。以此来说，自我感觉还是有些意思的，最起码是对那段岁月的纪念。我将按朋友及博友的建议逐步充实、完善，使它不光有筋骨，还要慢慢填充血肉

让它丰满起来，并有书的雏形，以至到最后成为一本书。当然，这只是一个意向或者说美好愿望，“文革”在当今时代还是一个敏感题材，出版肯定是难上加难的。但不管怎样也要尽力去完成，算是对自己特殊童年的一个交待。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生活，大家都知道，面对生活的更多是耐性，面对爱情的更多是责任，面对同学的只有更多的交往与珍重，不知道这样总结对否。林林总总写了这些文字，不知高中同学是否满意，假如喜欢看我的“胡言乱语”，就请找一个机会，继续向我提供素材，会续写的会更精彩。

一些细节有杜撰的成分，请各位参加聚会的高中同学谅解，只是笑侃，算作高中期间野史中的一部分吧。

（1）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年3月，时年31岁的厉东光，30岁的吴传宪、黄斌、涂晶萍，22岁的罗荣，19岁的方明、胡小弟，18岁的詹国强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2年之后，年12月，每29个考生中有一个如愿以偿。

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武大中文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年2月28日，当东方红长江大轮抵达武汉江汉关码头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武大的老师们已经在出口等候。

詹国强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武汉城，来到东湖畔。此时，黄斌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它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同学们依依话别。他未来的同窗正从四面八方赶往东湖，赴一场长达四年的聚会。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吴海鸥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武大的宜昌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詹国强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吴海鸥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吴海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罗荣还记得，班上有人向她提过意见，说她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罗荣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她有几分相近，都是年出生，都当过干部：王云丽，郧阳某村的党支部书记，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罗荣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她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王云丽？”“我就是王云丽，你是罗荣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文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文科仍是机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文科教材封皮上都有“机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文科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武大中文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罗荣、王云丽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郑福泉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詹国强、方明、李萌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文之路。罗荣想上华理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武大；厉东光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胡小弟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吴传宪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黄尚志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文学作为第一志愿；黄尚志报的却是法学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武大中文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涂晶萍坦言，本科期间她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她收获了比纯粹文学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2）求学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年入校，年毕业，77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

　　“刚进校那会儿，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块儿。”

　　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武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

　　包括黄斌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坐在后面，上课还可以抽烟”。

　　头两年，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77级文学专业里有詹国强、李春、方明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对于新闻专业，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

　　厉东光笑言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出土文物”，用李萌的话说，“很安静，3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

　　文学专业49人，新闻专业洋洋70人，陈中社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

　　“这个专业还特别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无师兄师姐，下无师弟师妹，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

　　年毕业的时候，他们专业19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震”了。

　　在新华社湖北分社就任首席记者的梅君说，当年武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

　　“我们的功课很扎实，文学课跟中文系上，历史课跟历史系上，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

　　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武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年去世)、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年去世)、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

　　“老师们也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

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金小玲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吕玲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楼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3）解冻

　　图书馆，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学生得到特许，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许到武汉军区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内部影片”。

　　“文革”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但不可借出。禁书开禁，人满为患。

　　卢烈红和好朋友於可训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都是大部头，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羡慕於可训阅读速度快，一会儿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着急。”

　　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窦文涛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实报》，取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闻评论为主。

　　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窦文涛还参与了武大野草文学社社刊《东湖》的编辑，“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詹国强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东湖》文学部分的编辑。“忙极了当时，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青春》，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野草》，我都参与了。”

　　罗荣在《东湖》编辑部约见了师弟王家新，“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题目我忘掉了，写农村生活的，写得特别棒。王云丽觉得还需要修改，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

　　多年之后，王家新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

　　这期《东湖》封面全黑，“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显得我们在思考。”除了王家新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

　　“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好像还发了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

　　校园环形路的三角形小花园（“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也都把那里当作了阵地。

　　“大家都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精神层面发生的各种变化。”程金谷说，他们专业的同学虽然没有像罗荣、詹国强他们那样，热火朝天地办刊办报，但是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会端着饭盆，挤在三角地读新诗。

而为了见北岛和芒克，罗荣和詹国强大冬天骑自行车进城，去参加“地下诗会”，冻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骑回武大。

（4）社团

这空前壮大首先表现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文学社团上。

武汉大学第一个文学社团叫“野草社”，是中文系七七级一群学生发起组织的。大家一致推举深孚众望的金竞如为名誉社长，隽尫和几个“老三届”操持编务，创办了一份八开油印月刊《野草》。系里非常支持，每月特拨一百元作为办刊经费。一个爱好美术的上海知青自告奋勇担任装幀设计，我以一手漂亮的揩书负责钢板誊写。创刊号出了十六个页码，有诗歌、散文、杂文、小小说，情真意切文笔优美，图文并茂印刷精致，一扫文革以来“假大空”和“三突出”的政治说教，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期印了五百份，一下就被各系学生抢光，弄得都有点洛阳纸贵了。

其他系看了也为之心动，继外语系的《动向》之后，政教系有《思考》，历史系有《钓沉》，就连艺术系也出了一个漫画专栏《折光》。一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校园里顿时热闹起来。《人民文学》和《文汇报》分别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和《伤痕》之后，武汉大学的学生刊物上也出现了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伤痕文学”。一篇刊登在《野草》上署名为“韦歌”的短篇小说《父亲之死》，不仅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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