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昭通日报” 　　根据现有资料，说法不一：年6月出版的《昭通市志》中记载“东汉年间佛教传入境内。民国26年()，于城东10里曹家老包梁堆遗址得一石质佛像座子，座子涂以朱色，前面刻‘建初九年三月戊造’八字，背面刻鹤，左刻龟蛇，右刻凤凰，顶凿一孔”。年4月出版的《昭通地区志》(上卷)记载：“汉语系佛教于公元8世纪初传入。元代，乌撒、乌蒙建有塑佛的庙宇”。而据《民国昭通县志》记载，佛教最初传入今昭阳区于元朝。民国《绥江县县志》记载，佛教传入绥江始于明代，最早佛寺建于明成化年间。《镇雄州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在镇雄修建寺庙。又据各县区上报的资料看，大都是在明朝或者在清朝传入本县。 　　以上记载说明，由于当时的交通阻塞，交流不畅，相关的文献记载不足，传说与史迹模糊不清，再加之昭通各区县前后不一等多方面的原因，所以佛教最早传入昭通的年代，就出现了从东汉至清朝的多种说法，难以确定。从历史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昭通地处山区，当地住民史称西南夷，历史上中原政权对昭通的统治时断时续，更易出现此种现象。 　　其次，佛教传入昭通最早的年代，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应在东汉年间。佛教初传入华的年代，一般采用的是见诸记载而事实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此材料出自《三国志》裴注引前人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自秦朝开凿五尺道后，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昭通早年出土的“蜀郡千万”、“蜀郡成都”的铁锄，就是沿五尺道输入的。到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派唐蒙为中郎将，通西南夷，设置了犍为郡，并“募豪民田南夷”。昭通在解放前从洒渔河西汉墓中发现一枚“南夷长史”的铜印，据史验印，“南夷”即是昭通。东汉时期是犍为属国(朱提是属国之一)经济文化发达时期。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其中就包括有佛教。前述，在昭通城东5千米曹家老包“梁堆”遗址得一石质佛像座子就是一个例证。据有关研究证实，“梁堆”是富有的大姓、大家族长期经营朱提，把汉代崇尚厚葬的风俗带到了朱提，死后依然厚葬而形成的，“梁堆”出土的文物主要是东汉建初、永元、永建、阳嘉等的物品。另在东晋壁画的内容中已有了完整的佛教元素。可见，佛教初传昭通的时期应该在东晋之前的东汉时期。

　　昭通何时有第一座寺院，已无从考证。据现有资料看，昭通11县区都有佛教寺院，最早的寺院建于元代，具体是哪座寺，现已无据可考。目前存在的寺院，修建最早的在明代。如巧家县的风神庙，建于明末清初;绥江县的金山寺，建于明朝中后期;绥江县的佛光寺，明朝永乐年间(～)由朝廷赦建。各县区寺院的多少不一，解放前多于解放后，如镇雄县解放前有寺院座，目前有77座;绥江县解放前有座，现在有70余处。改革开放后，建庙之风盛行。如威信县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最高时期全县有大小寺院余座;镇雄县现有77座寺院中有34座是在年后修建的。 　　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佛教寺院的修建方兴未艾，如何引导好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佛教已深入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信仰佛教的群众参加的活动主要有：早晚课、观音会、佛诞日、盂兰盆会、浴佛节、菩萨成道日等。具体活动的时间有：正月初一弥勒佛出生日、初八释迦牟尼佛出家日，二月十五释迦牟尼佛涅槃日、十九观音菩萨圣诞、二十一普贤菩萨圣诞，四月初四文殊菩萨圣诞、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六月初三韦陀菩萨圣诞、十九观音成道圣诞，七月十三大势至菩萨圣诞、三十日地藏王菩萨圣诞，九月十九观音菩萨出家日、三十药师佛圣诞，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十二月初八释迦牟尼佛成道日。比较热闹的节日是3个观音会(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和七月半的中元法会(盂兰盆会)。地点都是在寺庙内。内容主要是做会、诵经、念咒等，每逢会期周围群众就会自发地到寺庙里面聚集，有的捐钱、有的捐物、有的烧香、有的拜佛，场面热闹。 　　“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佛教影响信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让地名有了佛名，傅奠基《昭通地名文化》中写道：昭通地名中观音的名号比比皆是，全市仅以观音打头的地名就有98处，如观音庙、观音寺、观音桥、观音树、观音嘴、观音岩坪子、双观音等。盐津县有11处观音岩，彝良有叫观音岩、观音山的地名17个。还有一些如罗汉观、阿弥陀佛山、佛滩街、佛来山(赶庙会之地)、佛丑梁子、喇嘛滩等。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3亿多佛教信徒，并且此数目不断上升。昭通也是如此，据各县区上报的资料，大约有20万左右的信教群众，并有以下几个特点。 　　年龄结构逐渐年轻化。在上世纪80～90年代，信教公民以老年妇女为主，至本世纪初出现低龄化，甚至在学生中宗教信仰也有局部的影响力。 　　知识结构高级化。在上世纪末初高中文化极少，基本没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公民参与活动，而现在大专以上文化占5%。 　　信仰观念转变。在过去多数是生活中受某种打击而遁入空门的较多，而现在则逐步趋向宗教的理论信仰和崇拜。 　　由农村向城市扩展。上世纪末，宗教活动主要在农村，近年则在城镇较为活跃。 　　佛教信众的多数主要集中在市镇的寺院。由于信众长期坚持，在昭通形成了一些滇东北地区著名的寺院，比如昭通下排街的净心禅院、葡萄井观音寺、镇雄县乌峰镇万佛寺、盐津县大觉寺和豆沙观音阁、大关县普贤寺、绥江县金山寺等。每到会期和斋期，来寺院内朝参拜佛的人员动辄数千，由此还在下排街净心禅院等寺院周围形成以素食为核心的特殊饮食文化，获得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近几年来，由于民宗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大管理力度，积极予以正确引导，寺院的活动不仅没有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相反为开展好活动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与现实社会相适应。

　　在佛教传承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对佛教的兴盛做出贡献的人物，是佛教文化中不可抹去的一角。对昭通有影响的佛教人物列举如下。 　　释善忠(～)：净心禅院开山祖师，字隆静、法号善忠，俗名董天才，湖北省沔阳县人，16岁出家拜湖北汉阳县护国寺昌庆法师为师，在该寺修学13年，6年到湖北归元寺受戒。年行脚于江苏、湖北、四川，后到缅甸朝金塔，后回国途经昭通时被昭通税务局局长余景炎等挽留。年动工修建净心禅院，年竣工，释善忠任住持。释善忠佛学造诣高，是解放前后的昭通和西南一代高僧之一。 　　德明大师：生卒不详，四川雷波人，俗姓王，光绪中后期任雷波普贤庵住持。云游到大关，挂单住脚翠华寺，倾慕王家祠环境幽美，风水犹佳，欣然应邀任住持。德明依照峨眉禅宗流系，将该祠正式定名为普贤祠(据传峨眉山为普贤菩萨显圣道场，与雷波普贤庵为姊妹寺庙)，后更名普贤寺。 　　道玉和尚：生卒不详，俗名文保，湖广人氏，乾隆年间随“湖广填川”移民落籍绥江经商，家道殷实，道上挚友众多，当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于乾隆二十六年()投在华峰山龙华堂临济正宗35世传人恒峰和尚名下为徒，更名道玉。道玉住持华峰山观音寺期间除操持佛事，烧香拜佛，举办庙会外，“大开祖师禅教，宣说正法三载，丙辰年()戒坛园(圆)满。”(恒峰撰《禅净清规》)并到川滇两地进行宏法劝善活动，金沙江两岸各大寺庙大多留下了他的足迹，为当地人所折服，各寺庙及佛教信徒都转而以道玉的法系为修炼基础，以至绥江佛教“宗派分临济、古佛二派，前派属僧尼，后派属常斋。均以礼佛、诵经、戒饮、茹素为宗旨”(民国《绥江县县志》)。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先后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研究佛教之风盛行，从而成就了中国佛学。在昭通，根据各县区上传的资料，昭通各寺院都拥有一定的藏书，一些普通的佛教经籍如《弥陀经》、《无量寿经》、《观音普门品》、《地藏经》、《金刚经》、《大方广佛华莲经》、《大乘妙法莲华经》、《大佛顶手楞严经》等较为常见。 　　综上所述，昭通佛教传入的时间早，属汉传佛教。寺院分布广，小寺小庙多，僧尼主要是禅净双修。佛教的影响不仅深入到昭通民间，而且一些著名的寺院和佛教大师在滇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云南省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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