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

　　几个月来，国内连续发生了多起恶性案件，以至网络上有人呼吁政府进行新一轮的“严打”。“严打”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很多人都曾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过“严打”的消息，看到一个个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新兴事物挑动青年欲望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案件频发。当年为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中共中央开始要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至70年代末，有万—万知识青年被安排下乡。年后，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电视上出现了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私营经济的兴起、邓丽君的流行、女生开始穿裙子，这些新兴事物的出现，无不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劫、凌辱妇女。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那时国家司法系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没当过红卫兵的人，多年耳濡目染，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

　　公安部统计，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年增加至89万多起，大案6.7万多起；年74万多起，大案6.4万多起。年前几个月，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年的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年7月19日，邓小平指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开启了严打。

　　在以上两个决定中，前者规定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将“从快”这一点落实到了法律上，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当时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在嫌疑人犯有上列罪行时，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十日缩短为三日。

　　吻过路女孩被判死刑

　　严打自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年1月，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2万人，判刑.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因为犯人过多，以至公安局不得不借助单位库房，来充当临时监狱。在严打中，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游街示众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当年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事通缉令、判决公告，和五花大绑的罪犯。

　　严打有一点常被人称道，那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养子胡晓阳，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两个儿子陈小蒙、陈冰郎一起，经常在住所组织舞会，趁机“乱搞男女关系”。胡晓阳喜欢摄影，在淫乐时或公开、或秘密地取出微型相机，拍摄裸女，既供自己日后欣赏，也为陈小蒙出书配图。胡晓阳等6人因涉嫌强奸被逮捕。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2月26日，邓小平就胡晓阳案表态：“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胡晓阳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

　　严打打击了犯罪，然而也产生了很多十分荒唐的案例。四川泸州有一个小伙子，和朋友打赌，敢不敢去吻一个过路的女孩儿。结果他真的去吻了，被抓后被判处死刑。一个青年因为喝多了酒，在马路边撒了一泡尿，被定为“现行流氓罪”，发配到了新疆。安徽一个青年与一个妓女发生性关系后不给钱，被告强奸。原本被判5年，严打开始后改判15年。这个青年不服判决，又上诉，最后成了死刑。

　　根据指标抓人

　　严打是一次运动式的打击犯罪，在从重从快上和“镇压反革命”相同，在按概率抓人上和“反右”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恶性杀人、强奸案件不断，治安状况很差，某种程度上，或许真称得上是“乱世”。然而“乱世用重典”只是古代治理方式，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有宪法、有刑法，要按照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文来审理案件、制裁犯罪。

　　在严打过程中，是按照比例抓人的。有一个多人的工厂，上面给的严打指标是30人。为了完成任务，工厂把在厕所写黄段子的都抓了起来，但人数还是凑不齐。怎么办呢？有一个工人上学时偷过同学钱，这事早就被处理过了，现在也被挖出来，判了两年。

　　严打在短时期内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些作用，但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年全国立案数回落到51万起，此后又逐年上升，至年立案数量达82.7万起，年翻了两倍，有.1万起。要想从根本治理犯罪，需要的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严打，而是社会长期综合治理。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中，犯罪数量自然下降。

　　虽然严打没有长期效果，但它还是成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手段。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持续到年2月。年4月，再次发起严打，将目标对准“打黑除恶”，扫除了大量爆炸、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和利用暴力攫取经济利益的黑社会团伙。

年1月，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年7月19日，邓小平将彭真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一起召到他的住所，要求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刑事犯罪。从8月起，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式的严打活动开启。图为年11月，邓小平（左）与彭真。

年或年春夏之间，山西黄河流域，一个不知名小镇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的“公开处理大会”。几十名男女老少被押送到场，低头面向围观的人群。

这次“公开处理大会”上，被处理的人中间有几个女性，她们的罪名很可能是“女流氓罪”。

这些被公开处理的人大都是银行犯罪、打架、偷盗抢劫、团伙犯案和“女流氓”罪。当处理大会结束时，有的人被武警押走，有的人被当场释放。图为一个“犯人”试图挣扎，被警察制伏。

当会议台上的主持人每宣布一个人的罪名，武警就会拿出细绳子冲上来，将被点名的“犯人”五花大绑，勒紧“犯人”的脖子和双肩。

年9月19日，严打期间的天津。天津在严打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朱国华时年25岁，是天津铁路局的技术员。他被控奸污女性30人，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终审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年8月29日，兰州车站，游街示众的刑事罪犯。

严打期间，兰州被捕人员在卡车上游街，群众在街上在围观。图片拍摄于年8月29日。

年“严打”秉承的是“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在迅速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误伤”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罪”的人。最典型的、当时适用比较多的是“流氓罪”。图为被判处死刑、犯有“流氓罪”的犯罪嫌疑人。

年严打，有很多女性因为各种罪名被判刑。图为被判处死刑的女人在被执行枪决前，无力地望向镜头。她被控的罪名是“杀人犯”。

年8月17日，郑州，被用绳串在一起游街的犯罪嫌疑人。

年严打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打到了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胡晓阳是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陈小蒙是上海市宣传部长陈其五之子。经胡耀邦过问，陈小蒙（左）、胡晓阳（中）、葛志文（右）被执行死刑。

年“严打”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或收监的不在少数。比如，明星迟志强被邻居举报“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判监禁四年，他根据监狱生活创作的《铁窗泪》，唱片销量超过千万。图为迟志强（右）和宋晓英（左一）、陈冲（左二）等在一起。

年，人们在湖北松滋县人民法院前围观，枪决布告贴满墙壁。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年1月，深圳罗湖警方公开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些犯罪分子进入深圳寻求发展空间。

年9月，国庆节前夕，湖北襄樊举行公审大会，从重从快审结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刑事案件，一批罪犯被判处死刑。这是武警战士在刑场上击毙死刑犯的一瞬间。

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即将被处以极刑的犯人。

年，广州市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

年11月15日，云南，中国警察在检查被击毙毒品犯人的情形。

年4月2日，石家庄特大爆炸案主犯靳如超在公判现场。靳如超是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主犯，爆炸案致使人死亡，38人受伤。这个案子促使年4月中央拍板开始第三次全国范围“严打”行动。

年2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假币案，广东汕尾特大假币案7名主犯在当地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犯罪分子在4年时间里印制假币总额高达6亿余元人民币。图为一名犯罪分子在被执行枪决前吸生命里的最后一颗烟。

年4月11日，广州，一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行的妇女在听到死刑审判、即将被押赴刑场前仰天叹息。

年4月25日，广东东莞，警察在对一名女性进行是否吸食毒品检查。

年5月17日，广州，一名警察站在罪犯公审大会现场。

年1月2日，江苏淮安，武警将缴获的0支枪付之一炬。除了年、年和年进行的三次严打之外，公安部在年还组织了第四次严打。这次严打进行了7个月，仅是公安部一家的警务行动，法院和检察院不再介入，“严打”回到正常的法治框架内。

年严打时期集体公审“流氓犯”

　　经公安部统一安排后，各省统一进行抓捕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行动，就是要造出声势，给犯罪分子以震慑，也给群众以鼓舞”。

　　年上半年，曹千里(化名)从省警察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他被一省级公安部门调去做刑侦工作，是公安战线上的老人手，曾经是严打的参与者。如今，身材微微发福的他，对于三十年前的这一行动，既有很多感慨，亦不乏卓有见地的深思。

　　作为老公安人，曹千里对于三十年前的这一行动，有很多感慨，也有些深思。

　　“严打前，刑事案件多发，老百姓意见很大，尤其一些敲门入室、翻墙入室的犯罪，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曹千里警官说，当时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为主，严打过后的两年，“社会风气的确为之一转，又重新回到了文革前夜不闭户的状态。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犯罪率又有所抬头了，而犯罪分子，大都是‘二进宫’或者‘三进宫’的人……”。

　　8月中旬的一天，在曹警官办公室，他若有所思地说，怎么样对犯罪分子进行彻底改造，是个复杂的问题。

　　严打第一夜，统一行动进行抓捕

　　年上半年，曹千里从省警察学校毕业，被一所省级公安部门调去做刑侦工作。而工作之初，主要是配合完成一些联络和后勤协调任务。

　　“因为是管理部门，主要是对下面的公安工作进行指导，所以除了大要案，具体参与的案件不多。但严打启动那一夜，我参加了。”曹千里回忆，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之前，经公安部统一安排后，预定在次日晚上，各省统一进行抓捕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行动，就是要造出声势，给犯罪分子以震慑，也给群众以鼓舞”。

　　尽管是统一行动，可还是有些省份提前一天开始了。西安则是按统一行动的时间启动的。行动之前，各级公安部门已经接到命令，对辖区内的犯罪人员予以统计，确定了抓捕方案。曹警官说，开始抓捕的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雨，他和一些同志被安排在中山门派出所，与政法系统干部以及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实施抓捕，“大概参加的六十多人，三个人一个组，按照名单和地址去抓。”

　　当时的曹千里只有23岁，他所在的组要去尚勤路抓捕一个在新疆杀过人的男性犯罪嫌疑人，结果去了之后，其父母却说，人已经去宝鸡了。同一组的街道办人员在跟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说话时，曹千里发现对方眼神有些游移，便来到院中，正巧门外进来一个年轻人，也许是看到了雨衣里撑着的大檐帽，转身便又往出走。

　　由于之前已经熟悉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曹千里用擒拿动作中的一个抱摔，迅速上前将其按倒在地，屋里人听到动静，大家一起将其控制了起来。

　　严打中出现省内第一例碎尸案

　　打拐是严打期间的“重头戏”。当时，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陕南居多，后来关中也有了。曹千里曾经多次前往河南、安徽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我和同事去河南解救过两个被拐卖的女人，其中一个，还是我家乡的一个村民的妻子。她被拐走后，被去外面的做生意的一个村民看到，随即报案解救了回来。可是，回来没有一年，那个女人又走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曹千里说。

　　他说，再次离家出走的那个女人，原本在陕西生有两个儿子，被拐后，又在异地给别人生了一个孩子，“解救之后往回带的时候，心理上很矛盾，因为毕竟两边都有孩子，这样一走，后来生的那个娃，也许一生都见不到妈妈了。”

　　草千里记得，严打开始后，各种以前没有出现的刑事案突然呈上升趋势。“比如碎尸案，严打以前，陕西没有过，但严打那一年，第一例碎尸案出现了。”

　　据曹警官介绍，案件发生于宝鸡的一家工厂。工厂单身宿舍里，住着两个工人，其中一个工人有女朋友，另一个没有。由于生活条件所限，那个有女朋友的工人除了宿舍没有地方可去，女友一来，只好在宿舍留宿。而没有女友的工人因为舍友的举动影响了自己的休息，慢慢与其产生了矛盾，最后，他将舍友杀害并分尸，尸块被他装进了一个大编织袋中。这个编织袋，又被他偷偷放上了火车的行李架。火车将编织袋拉到了四川成都，当被乘务员打开时，差点将周围的人吓昏过去。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执行了死刑。

　　魏振海第一次杀人因占凳子起纠纷

　　在被执行的死刑犯中，让曹警官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振海。

　　“魏振海是第一次严打后期出现的犯罪分子，但因为手段残忍，影响大，因此能让人记住。”曾参与抓捕魏振海的曹警官回忆，魏振海因为有过越狱经历，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其实，除了凶残，他和其他犯罪分子没有什么不同。

　　“满脸的络腮胡子，眉目清秀，脸也比较白，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押他去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比较坦然。”曹警官说。

　　“截至目前，已经有很多文艺类、纪实类作品写过魏振海的抓捕，实际上，有一个细节没有被披露过，就是他之所以杀人，源于他来陕西前，曾因在吃饭时与人抢占凳子，从而把对方杀害。

　　到陕西后，一个朋友无意中跟他开玩笑说，‘我可知道你在河南杀过人’，又被其灭口。”曹警官认为，魏振海心胸狭窄，手段极为残忍是不争的事实。

　　“要说他略微与其他犯罪分子有所不同的，就是他比较爱看书。”曹警官回忆，在第一次越狱后，他主要潜藏在市内的情妇家里，几乎不出门，不出门就看书，主要以小说居多，“被抓住后，在手脚被控制的情况下，依然要用一手拿着书看。

　　40岁妇女跳贴面舞被判“流氓罪”现在看略显过重

　　“因为是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分子，难免会让个别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量刑稍显过重。”曹警官坦言，很多案子在当时看，并不觉得严判、重判不应该，但数年之后，却又常常不得不反思。

　　在他印象中，当时市一级的公安机关中有一位民警，因为平时为人比较跋扈，并有私自配枪的行径，故而在严打中被重判，并立即执行了死刑。

　　“这个民警群众反映很差，私自藏有枪支，还养着一条狗，并有致人重伤的情况，这些情形在今天而言，也许不会死，但在严打中，就被处决了。”曹警官说，虽然这在当时群众反响好，也极大地端正了公安队伍的风气，但显然，“要从法律本身讲，判刑过重了些”。

　　让曹警官更为印象深刻的是未央路的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当时四十多岁，身材高挑，因为在舞厅内跳“贴面舞”被人举报，后遂以流氓罪被判了两三年。

　　“类似这种情况，当时并不在少数，很多人量刑时被判了两到三年，这两三年社会治安暂时是好的，但他们一从监狱里出来，违法犯罪的又往往是这些人。”曹警官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如果有条件对其中一些人说服教育，而不是一刀切地采用判刑来改造他们，或许后来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会少一些。

　　而这些人被判刑进了监狱后，有一些非但没有被改造好，反而在狱中相互沟通，出来后，又成了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而且，手段比以前更老练，犯罪手法也比以前更老到，其中一些人，甚至就是这么着一辈子就在监狱与社会之间，耗了过去。”曹警官说。

年严打回忆：劳改厂用机关枪扫射震慑

严打中被劳教的李晓明回忆那段经历

因打麻将被劳动教养的苏斌，回忆起以前的事觉得很可笑，也很无奈

　　一连三天，除了打骂，没有人来询问他为何被关。直到第三天午饭后，李晓明听到铁门外喊了一声“31号出来！”当时，他还在纳闷31号是谁，旁边的人说：“画家，喊你咧！”

　　“流氓行凶嫌疑，问题已查。”

　　时隔三十年，李晓明依旧不明白，这份自己被劳教三个多月后得到的释放证明，意味着什么。所谓的问题已查，是指自己确有涉嫌流氓行凶行为，还是指问题已查清，自己没有流氓行凶嫌疑？

　　与李晓明一起经历过三十年前那场“严打”运动的人，其中很多人都有着类似疑惑：莫名其妙成了被“严打”的对象，经历一段时间的监狱生活后，又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这期间，有的人在监狱里只待了几个月，而有的人长达数年，但很少有人获得一份正式的判决书，释放也是简单的一句话，“你可以回家了”。

　　说是去派出所问话没想到进了劳改厂

　　年8月16日早晨，25岁的李晓明刚刚起床准备去上班，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开门后，外面站着三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一同来的还有李晓明所在单位保卫处的一个人。

　　保卫处的人简短介绍：三个警察是西安市公安局一处的。之后，李晓明被限制在家里。从早上8点一直到黄昏，警察将李晓明住处的角角落落都搜查了一遍。最后，将其女友的一大捆小说手稿、还有李晓明的照片、海外寄来的信件、画册、明信片、美术习作等，全部装在几个大塑料袋里，一起带走。

　　“当时只是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派出所问个话。”那时，李晓明刚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一年，想想自己从未有过犯罪记录，他没多想，就上了警车。可警车并没朝公安局的方向开。车上，他被告知会被关押到红庙坡监狱去，但最后，却被带到了西安东郊的沙坡看守所。

　　李晓明永远也忘不了走进看守所的那一刻。

　　“轰”的一声，铁门打开了，他被推搡进了一间阴暗的监舍。那是一间大半截窗户见不到天空的监舍，一张大通铺，挤着十几个人，吃喝拉撒皆在此处。

　　一连三天，除了打骂，没有人来询问他为何被关。直到第三天午饭后，李晓明听到铁门外喊了一声“31号出来！”

　　当时，他还在纳闷31号是谁，旁边的人说：“画家，喊你咧！”李晓明非常机械且快速地站起来走出去，他被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迎面坐着三位身着制服的公安。看见他，其中一人问：“你叫李晓明？给你换个地方住下。”

　　就这样，李晓明又一次被押上了吉普车，一路朝南。他记得，当时路过了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最后拐进东三爻村。那里当时是西安市公安局七处劳教二厂。

　　美院学习时的雕塑习作成了流氓罪证

　　李晓明记得，当时他被带着通过一个岗楼，再穿过有着白黄色警戒线的铁门和一条阴森漫长的巷道，到了目的地。

　　“报告，才甩进来的一头，关到几号？”带他来的警察喊了一声，此时的李晓明已没有心思去想，警察对人怎么能用“一头”这样的量词。但进去的那段对话他至今难忘。当时，他被一个满头白发的管教队长喊到墙边。

　　“你是啥罪？”

　　“我是美院毕业的，捏泥人的，可以捏兵马俑、烧唐三彩什么的……”“你是美院毕业的？这儿有不少美院的，进去之后不许讲什么艺术画展，不许交流案情！”

　　“那我咋说？”

　　“你就说杀人咧，行凶咧！听见了么？”

　　浑浑噩噩的李晓明，睡在人挨着人的监狱里，反复回味这段对话，才隐约感觉自己之所以被关进来，可能跟两年前的一次艺术画展有关。

　　年，在西安美术学院大四雕塑班就读的李晓明，和同学举办了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为期半个月的展览，引来6万人次的参观。但也因一些艺术作品批判意味浓厚，筹办时便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帽子。画展结束后，李晓明作为画展发起人之一，被学校约谈，写检讨。

　　而这一猜想，在他被羁押半个月后的提审中得到了印证。

　　“李晓明，你知道什么叫秋后算账吗？”“啪！”一大堆画展现场拍的黑白照片拍到桌子上，还包括警察从家里搜走的自己在美院泥塑照片的底版。其中一个人指着泥塑底版说，“看，这是裸体，流氓！”

　　李晓明事后称，当时警察拿着这些泥塑照片的底版，前去美院询问。时任美院院长的陈启南回答说，“这是人家学生的习作嘛！”但警察依旧不依不饶，“这都是精勾子(光屁股)！”陈院长依旧耐心地解释说，“头发和脸是一个颜色，这是泥人！”但在审问现场，这依旧是指向李晓明的罪证。

　　提审的警察开始轮番发问，“你们是如何组织这次画展的？”“画展背后有没有外国人支持？”“你认识的这些人谁是特务？”……李晓明从未见过这架势，早已傻在那里。

　　一位较年轻的警察说，“参加画展的人有些被我们专政了，有的被敲头了，就是枪毙了。国家花钱把你们培养成大学生，你们这些败类搞什么展览，把一个好好的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提审结束后，李晓明又回到阴暗酸臭的监狱里。在那里，隔着铁窗，看到了很多熟人，有曾经的同学，有一起玩到大的伙伴。

　　“我们巷子跟我差不多大的人基本都被抓进来了，多个。”李晓明说。简短的交流中，李晓明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所犯何罪，也没见过判决书，一句话就被劳教了。

　　和邻居玩几次牌被劳教1年

　　在西安市公安局七处劳教二厂，李晓明认识了苏斌。

　　年的8月18日晚上，和李晓明一样，苏斌也是被上门的警察告知只是去派出所问个话，却被关了进来。

　　当时，苏斌39岁。在早已不分白天黑夜的监狱里，苏斌反复地想，抓他那天与警察的对话——敲门的警察问他，“4月和5月，有没有在家里打牌？”“有。”

　　苏斌不明白，自己只是偶尔和朋友在家里打牌，1毛钱、2毛钱地玩玩。怎么就被关押了呢。

　　直到关押了将近3个月后的一天，他被叫出牢房，跟十几个人站成一排。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开始读手里的东西：某某某，劳教3年；某某，劳教1年……苏斌，因赌博被劳教1年……

　　苏斌蒙了，他只是跟邻居玩了几次牌，而且涉及的金额还不到十元钱，竟成了劳教的理由。而且，过程简单得连判决书都没有见到。

　　“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判决书，有时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判决书。”如今已年近七旬的苏斌，有时会对那段经历产生强烈的质疑。

　　重机枪扫射震慑被关押的人员

　　李晓明和苏斌被先后关进西安市公安局七处劳教二厂后，每天都不停地“甩进”人来。监狱的大通铺因为人太多，只能打颠倒才能睡得下。每个人的肩上都有两只脚，分别是左右两个人的。

　　进来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也总有略带调侃的声音从幽暗处传来“这是劳教烧砖的地方。”

　　虽然心里害怕，但没过两天，来的人总会发现一些自己认识的面孔，恐惧也会随之减轻一些。

　　年国庆节前夕，下了一场特大暴雨，电闪雷鸣。也许是害怕有人趁机逃跑，那天晚上，劳改厂突然打开探照灯，强劲的灯光上上下下地扫来扫去，架在高墙上的重型机关枪“嘟嘟嘟”地扫射，以此来震慑被关押的人员。

　　李晓明说，自己被吓坏了，真怕自己被拉出去，倒在机关枪下。甚至那些惯犯也被震住了，在阴暗的走廊里，不断听到惯犯连声叹气，“疯了，真的疯了，我三进三出都没见过这阵势。”

　　国庆过后，劳改厂归于平静。但直到当时，李晓明的家人都不知道他被关押在这个地方，四处打听，而得到的回复一律是“无可奉告”。

　　而苏斌，因为年纪较大的缘故，领了一项李晓明这些人羡慕的“工作”，给劳教三分队的成员每天送饭、分饭。苏斌除了给监牢里送饭外，还有一个地方也要他每天送饭——打围墙的工地。

　　当时劳教二厂因围墙偏低，便把关押进来的人员组织起来，每天拉土烧砖打劳教场地的围墙，按照要求，要打到7米高。“我们打的围墙，外边是花花世界，里面关押着我们自己。”苏斌说。

　　回家了，但户籍上的自己已经“消失”了

　　“流氓行凶嫌疑，问题已查。”

　　关押三个多月后，李晓明拿着这样一张释放证明回到了家里。李晓明和他的父母都不明白，这样的释放证明背后，究竟有没有流氓行凶行为，“既然释放了，为什么不在问题已查后面多写几个字‘问题已查清楚，没有构成犯罪’。”

　　直到年，李晓明结婚前，当时位居陕西省高院副院长的老丈人，在对这位未来的女婿进行“身世调查”时，调出当年的案卷，却未发现有什么刑事罪名。

　　然而，李晓明之后的生活却因这3个月的劳教而大受影响。从年年底被释放后的16年内，李晓明每次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总会被单位的人事部门询问当年是否有过流氓行凶的罪名，工作便没了下文。这期间，李晓明只能帮朋友做一些雕塑绘画，自己也倒卖过衣服。

　　年，李晓明和一帮搞话剧的朋友去日本演出办护照时发现，别人的护照签证办理都很顺利，而他的却始终办不下来。没办法，他找朋友从其他渠道办理了护照。

　　而苏斌的命运是这样的——在李晓明释放六个月之后，原本要被劳教一年的苏斌，在被关押了9个月后被提前释放。

　　“你可以回家了。”苏斌说，当时就这样一句话，自己被释放了，简单得跟自己被宣判劳教一样。从劳教二厂临走时，警察给苏斌开具了一份“劳教已释放”证明，说：“拿着这个回派出所办你的户口吧！”

　　直到派出所，苏斌这才知道，因为被劳教，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了。

　　之后，苏斌在骡马市卖过衣服，在北郊开过舞厅。因“严打”的后遗症，苏斌的舞厅做生意时，所有的灯光都开着，照得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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