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又是一篇新闻评论的题目！起因是去年4月份左右的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本来楚老师打算今晚只是写一篇普通的新闻评论，可是最后自己的文字中，却掺杂了许多观点，或者说，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当然了，这个平台并非是时评公共号！这篇文章也有些草草！但基本观点还是在的！另，在楚老师的评论后面，附上几篇“政治正确”的新闻评论！可以对比着看下！

贾玲恶搞花木兰应不应该道歉？

中国著名女喜剧演员贾玲，因为优秀而独特的搞笑风格，深受广大观众喜欢，但最近，贾玲却因为在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节目中恶搞花木兰，而被许多观众批评，更是引来了花木兰的故里——河南虞城和湖北黄陂两地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一致批评，而在贾玲就此事道歉后，舆论一味指责当地政府过于压制创作自由，只要没有对英雄人身缺陷攻击，就不算人身攻击等观点甚嚣尘上。一时之间，事件的主人公似乎已经不是舆论的焦点，该不该恶搞，成了最大的争执。

而许多舆论的观点是：第一，为什么传统的形象只能以一元化的观点出现，应该多元，潜台词就是你压制了言论自由！什么都可以恶搞，才是真正的自由！第二，说花木兰本身就是虚构的人物形象，对其进行一元化的历史宣传，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潜台词是，本来就是假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第三，抬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经常被批，应该为他们喊冤！因为他们也被恶搞了！第四，许多媒体宣传，在贾玲道歉后，人民群众愤怒了，因为这影响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趣味！我们就喜欢这样的作品，你们专家少操心！潜台词时，我们媒体代表人民群众，你们这些专家管的宽，我们这是言论自由，是反体制，我们是改革派的，你们是左！所以你们代表着政治错误！

首先，笔者想强调的是，《花木兰》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或者说半神话，它代表的精神，不但一直证明，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着鼓舞着中国人的斗志作用，比如抗战时期，郭沫若曾创作《木兰从军》来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彼时，如果来个恶搞花木兰，试问效果如何？

再比如，曾经的作业本恶搞英雄邱少云时间，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为何最后法院公开宣判，让两名被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并依照原告诉讼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而最终两名被告已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了5天道歉声明，完成了对生效判决的履行。显然，无论是法院，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意识到，英雄不能这样被消费！我们的民族脊梁不能这样被消费！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会是一个没有内在精神源泉的民族。而贾玲对花木兰这一形象的改编，虽然没有到邱少云事件的程度，但性质是一样的。因为这一事件，甚至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欲先灭其国，先毁其史！苏联覆灭前的经验教训，殷鉴不远！许多网络上的恶搞中国的原本的英雄历史人物形象的个人和组织，许多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和控制，其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国家动乱，如果这你也支持！看看香港的那些挑梁小丑！

其次，恶搞得有个限度，有些事情是不能恶搞的，比如一些宗教形象，民族习惯等，这些都应该立法，许多人以所谓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就可以恶搞一切，反体制就是英雄，反体制就是政治正确！这才是真的历史虚无主义！美国总统是被恶搞了！但华盛顿被恶搞过么？南北战争被恶搞过么？说的好像在美国什么就可以说一样！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许多人还抬出了道歉体，认为陈凯歌该为《道士下山》道歉等，笔者的观点是，陈凯歌在创作时，的确是忽视了这种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等，理由许多时候不就是一句话么？

最后，我们的作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前提也是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我们目前的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媒体人总喜欢炒作绯闻，喜欢秀下限！媒体的节操早碎了一地，这个时候却板起面孔去教训人，不觉得太迟了么？弘扬社会正能量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我们欢迎戏剧的创作精神，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通过秀下限让大家开心，群众的审美品位随着物质文化的提升，也在迅速提升，总指望靠没有品位的东西去吸引人，迟早要被人民群众抛弃的！

年07月21日14:52来源：羊城晚报手机看新闻字号

原标题：非正常的批评反而让人同情贾玲

　　据昨日媒体报道，因为在小品《木兰从军》中恶搞花木兰，贾玲近日被迫道歉了。随着贾玲的道歉，另一些网民却为贾玲说话了。他们认为这只是一出小品而已，犯不着上纲上线。

　　在要求贾玲道歉的同时，也有人要求陈凯歌道歉，因为他的电影《道士下山》中有道士向和尚下跪的镜头。因此，这两天网上掀起以“道歉”为中心词的造句热潮：“国家烹饪协会要求《煎饼侠》道歉”、“佛教协会要求吴承恩道歉”、“青城派要求《笑傲江湖》道歉”、“动物协会要求《喜羊羊与灰太狼》道歉”……

　　在小品《木兰从军》里，贾玲扮演的花木兰贪吃，被父亲骗去从军。在军队中，木兰又因被忽悠而上了战场，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将军。木兰凯旋故里后，发现去世的父亲留下一封信，说是恶霸看上了她，父亲才骗她去当兵……

　　这个小品所表现的主题是“吃亏是福”。在目下维权意识和公民精神偏弱的今天，“吃亏是福”的主题或将进一步削弱反抗精神，助长忽悠欺骗。

　　小品如此恶搞花木兰，既没有寄寓现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幽默风趣，本来就是一个恶俗的小品。有网站做了一个相关调查，有两万六千多的网民认为小品胡编得太过火，七千七百多网民认为只是娱乐而已。也就是说，多数网民并不认同这个小品，但为什么在贾玲道歉时，会有那么多的网民挺她？

　　要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先要看看一些人是如何批判贾玲的。

　　虞城县作协主席高青坡认为，花木兰在虞城可说是“半人半神”的形象……把花木兰的形象完全颠覆，极大地伤害了木兰故里人民的感情。

　　《木兰传奇》编剧胡奎明说，花木兰的艺术形象完美高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中国女性的代表……其完美的形象，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泯灭，绝对不允许有人颠覆、诋毁花木兰形象。

　　还有人把花木兰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是民族的脊梁和精神支柱，认为贾玲的小品是对民族精神的亵渎……

　　其实，花木兰形象最早出现于南北朝的叙事诗《木兰辞》中，她只是个民间传说。正因为是民间传说，花木兰究竟姓什么一直有争议：有人根据碑文、《归德府志》和唐朝以来的有关文献分析，认为花木兰不姓花，而是姓魏；有人说她是复姓木兰；明代徐渭在《四声猿》中说她姓花，名木兰。《辞海》则说：“木兰姓氏或作花，或作朱，也作木，均无确证。”

　　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有的有所本，有的则完全是虚构的，如果都去考证文艺人物的姓氏和籍贯，那同样是另一种“恶搞”——你能考证出孙悟空的真姓名和出生地吗？

　　为了抵御外敌和尽孝，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上战场，而且骁勇善战，反映了中国古代少见的勇敢女性形象，她是一个巾帼英雄的符号。把这样的文艺形象说成“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是民族的脊梁和精神支柱”，还扩展到“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泯灭”的全球广度，这岂不是就如穿着正装演小品？

　　把民间作品中的人物拔高为“民族脊梁”和“精神支柱”，这实际上是另类民族虚无主义。把巾帼英雄压缩成某地的“故里感情”，又反映了狭窄的地域观念。这样的批评话语与批评方式，只能把本来对小品《木兰从军》并无好感的人推向反面。现在的许多相声小品已经越来越无趣无聊加无味，贾玲的《木兰从军》就是无趣无聊无味的力证。我们如果对《木兰从军》进行正常和专业的文艺批评，或许还能引发人们对小品现状的反思和纠偏。但非专业的夸张批判，未免只能把批判本身演变成另一种恶搞小品。(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何龙)

年07月22日23:45华夏时报

■王晓华

随着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声讨迅速升级，贾玲戏仿英雄的风波呈扩大之势，由此敞开的问题则引人深思：英雄形象能否承受善意的戏仿？如何确立喜剧艺术的底线？

在接受采访时，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建国表示，贾玲“对花木兰进行的恶搞与颠覆”“触犯了底线”。根据笔者所掌握的知识，张建国先生的“触底”说并不成立。从现代精神的角度看，喜剧创作不可逾越的底线主要有两个；其一，调侃先天的生理缺陷；其二，损害人的精神尊严。由此来衡量贾玲的表演，我们会发现她并未越界：相关小品既未调侃花木兰先天的生理特征，又没有抹黑其道德品质，而是赋予她更多凡俗的气息。花木兰虽然属于英雄的谱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能进入喜剧的殿堂。英雄也是人，自然拥有其凡俗的一面。吃、喝、渴慕异性、犯无伤大雅的小错，这都是英雄叙事的必要情节。事实上，流传下来的《木兰诗》本来就塑造了立体的女英雄形象：“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之类叙述便凸显了木兰的爱美之心；“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这样的语句则呈现了其未泯的性心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则预示了她归家后的宴乐场面。依据《木兰诗》中的这些细节，贾玲手拿烧鸡上场，表现木兰对异性的渴慕，着力重构她凡俗的一面，不过是说出了其潜台词，可谓忠实于原著。尽管她可能凸显了木兰形象的喜剧性，但所发挥的大都是原著的应有之义，显然属于合理的演绎。这不是丑化，而是人间化；不是恶搞，而是善意的戏仿。它非但无损于木兰英雄形象，反倒会使之更加亲切感人。

不过，这场争论再次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应该如何表现英雄？是仅仅塑造高大全的神，还是重构立体的人？事实上，答案早已给出：只要不讽刺人物的生理缺陷，不损害其精神尊严，戏说英雄属于合理的艺术演绎。就木兰这个传说中的英雄而言，她既有大忠大孝、不计名利、保护人民的不凡品格，也有邻家女孩的清新、朴素、可爱。同时表现这两方面，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女英雄形象。相反，将英雄神化，禁止表现其凡俗品格，反映的倒是不成熟的民族心理。在文革时期，英雄往往被塑造为高大全的神，威严地耸立于批评的禁区，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美妙。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那些僵硬的形象很快就被淡忘了。现在，舞台上的英雄形象日趋丰满、立体、温暖，实乃可喜的进步。

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里，英雄的形象越立体和丰富，就越容易深入人心。只要守住了底线，善意的戏仿便有百益而无一害。它非但不会瓦解我们的民族精神，反倒会使之更加丰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感谢贾玲们的宝贵探索。

　　（作者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年07月20日11:13红网

　　贾玲在喜剧舞台上恶搞花木兰，觉得自己受到冒犯的人，可以举起遥控器，换频道或关电视，用自由选择来保护个人情感。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花木兰，个人或协会，都不能仅把自己当成正统，用对付异端学说的办法去对付他人。

　　无论是舆论压力，亦或是职业考虑，贾玲最终选择道歉，“花木兰是受人尊敬的巾帼英雄，显然拿她来演绎成一个喜剧作品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违公众审美习惯的”，并归因于“我的无知和疏于学习”。《欢乐喜剧人》为改进节目质量，停播一期。以饰演孙悟空知名的六小龄童在微博说，“好开头！那恶搞玄奘大师及世界名著《西游记》的影、视、剧、网络小说的诸位怎么办？”，俨然成功取经的“斗战胜佛”，却忘了《西游记》就是恶搞玄奘的集大成者。

　　若说，《木兰从军》只是电视上的喜剧，那么，围绕贾玲道歉的多方反应，促成了“今夜我们都是喜剧人”的高潮。按这个标准推论，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后妃，以及传奇话本小说戏剧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陈圆圆，携手佛教济公道教三清，都会男默女泪，然后高喊“向我道歉”。美国总统更会无语凝噎，让好莱坞那帮人“谢罪”也难解心头恨。部分民众对喜剧的容忍尺度，竟然比饱受诟病的审查机构还促狭、敏感，简直是“文化碰瓷”。如此一来，戏剧等文化艺术只能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地程式化演出，成为新时代的样板戏。

　　抛开虚构与否、民族性别等问题，喜剧等文化艺术之所以被当成情感的重要载体，就在于它们将现实生活进行不同程度的夸张和变形，让民众感受“艺术的真实”。花木兰在文字里“将军百战死”，和在舞台上“花痴嘴馋”，前者抽象后者解构，区别只是夸张和变形的程度不同。这个协会那个代表声讨或绥靖贾玲的目的，说到底就是借机营销，扩大名声，抢夺故里，无论用什么搭台，都是为了经济唱戏。成为社会事件的喜剧，沾染了闹剧的色彩。

　　不少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反对道歉，因为文化艺术不能只发出一个声音，百花齐放就得“不合时宜”，就要“有违公众审美习惯”。大胆地挑衅主流审美的作品未必都是好的，但好作品必然不会媚俗，不会刻奇，你好我好只会结出先天愚型不喜不悲不怒不惊的丑陋果实。显然，贾玲创作喜剧的禁区，可以是法律，可以是道德，但肯定不能是民众喜怒无常的脸色，否则舞台上只有悲剧可演了。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记载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在年的遭遇：曲阜一所师范学校排练了林语堂的话剧《子见南子》，衍圣公后人控告他们侮辱孔子，令族人难堪。几番调查和文字攻讦后，校长宋还吾调走另任，被砸了锅。眼下，花木兰还没消停，陈凯歌因《道士下山》又遭遇道教界讨伐，称其丑化道教，竟让道士有淫欲，还向和尚求忏悔。如不出意外，还会有人继续上蹿下跳，要这个道歉，那个忏悔，其余谢罪，用受害者心理从人性的门缝里，将所有正常的事物都看扁了。

　　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奥威尔悲观地描述出人们恐惧后的顺从。在这个复古的时代，有些人要掌握过去，大家打鸡血一样争相搬出腐朽的牌位，迫不及待地磕头，脚后跟踢疼了屁股却不自知。客观说，贾玲版“花木兰”并不信达雅，也容易叫人感觉俗不可耐，但这都是喜剧领域的事情，花木兰有后人都不应干涉。现如今，“道歉界”无知者无畏，用流氓式的粗鄙，挑衅民众的理性，上演出真正的喜剧，时代注脚的样板戏，终于让人笑着哭了。

　　文/赵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