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本人朋友圈不断更新有温度、有态度的好文、美文，可以加小编（rongshugao） 　　家属提出尸检，说明其不认可“心脏病发作”的死因，或怀疑是其他原因导致其死亡，说白了，他们担心陶礼明是“非正常死亡”。

　　按时间推算，就在陶礼明“心脏病发作”死亡不久，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小华6月12日自杀身亡。这肯定是“非正常死亡”了。

　　最近几年，不时有媒体报道官员“非正常死亡”。这是和平时期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其原因何在?

　　“抑郁症”未必是托辞

　　近年来公布官员死亡的原因，很大一块是“抑郁症”发作，但公众多不愿意相信，认为其“自杀”是真的，但抑郁症的解释，恐怕掩盖了自杀的真相。

　　不能说这种猜测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在找到掩盖官员自杀真相的案例之前，数据和事例表明，官员的确是抑郁症高发的群体。加 　　年《齐鲁晚报》曾近报道，医院精神卫生科每天接诊患者多名，一年下来近7万人次，其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大约占60%，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

　　公安部专家、浙江心理学专家赵国秋每周半天坐诊，大约接诊15位病人，“患者中有一半是公务员，这些人中有一半是外省市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不在少数。”

　　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提供的一个案例是，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许毅还专门为他会诊过，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许毅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说：“一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

　　许毅向其家人交待，要24小时陪同身边，不要把他当县长，就当个普通病人，切勿让他单独外出。县长的儿子个头很高、很魁梧，“当你和父亲走在马路上时，一定要挡在外面，免得让父亲被汽车撞到。”许毅专门叮嘱过。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有一天，该县长独自一人外出，撞到汽车上，自杀了。

　　赵国秋提供的另一个案例是，年，南方某市一官员患重度抑郁症，已经提前挂好了他的专家门诊，当医生再向患者电话通知具体诊疗时间时，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人都已经死了，还看什么医生啊?”

　　第二天，赵国秋从电视上看到一则官员因抑郁症跳楼自杀的新闻，正是这位官员。

　　到赵国秋这里来看病的官员，外地的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次日找赵国秋聊上几个小时，配点药，然后打道回府;有的直接到赵的门诊上求医问药;也有的把赵约到比较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上半天;有的隐姓埋名“谨慎”接触;还有的官员干脆让秘书代劳就诊。

　　官员对抑郁症如此讳莫如深，是因为，抑郁症在官场是个“忌讳”，一位公务员说，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赵国秋强调说。[page]

　　自杀未必是真的

　　今天我们很难见到官员自杀还有别的隐情甚至冤情的公开报道，不过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李毓昌案，可以一窥这种故事的基本结构。

　　嘉庆十三年(年)，山东即墨人李毓昌考中进士，获得担任知县的资格，赴江苏侯任。

　　第二年，总督铁保命令李毓昌查勘山阳县赈灾事物。他到了山阳县以后，到基层慰问群众，核对户口，获知山阳知县王伸汉冒领赈灾物资钱款的腐败事实，于是开具账册，准备向上级揭露。

　　王伸汉获知消息，感到害怕，重金贿赂，李毓昌不为所动;又图谋盗窃账册，令仆人包祥与李毓昌的仆人李祥、顾祥和马连升密谋，还是没有得手，于是打算害死李毓昌。

　　有一天，王伸汉邀请李毓昌到寓所喝酒，晚上回来后，李毓昌感到口渴，李祥就把毒药倒进水中，让李毓昌喝下，李毓昌喝下后就睡觉了。半夜，他感到腹痛坐了起来，包祥从后面抱住他的头，李毓昌呵斥道：“你想干什么?”李祥回答说：“我们不能够再伺候先生了。”马连升解下自己的腰带，把他吊了起来。

　　事后，王伸汉以李毓昌上吊自杀向上奏报。淮安知府王毂派仵作去检查一下，回来报告说：“尸体口中有血。”王毂很生气，把仵作打了一顿，仵作只好修改验尸报告，以上吊自杀上报上去。

　　李毓昌的族叔李太清与沈某从山东赶到山阳县迎丧，检查他的书籍，看到半张残稿，上面写到：“山阳知县冒领赈灾钱物，他想用好处收买我，我不敢接受，害怕有负天子之托。”这是写给总督的信函，那几个仆人还来不及毁掉。

　　李毓昌的遗体运回家乡之后，他的妻子做了噩梦，打开棺材看，见李毓昌面目如生。用银针扎进去，针头黑了。

　　李太清于是到北京上访，告到都察院，要求逮捕王毂、王伸汉和那几个仆人到刑部审讯。这边山东的按察使朱锡爵也检验了李毓昌的尸体，唯有胸前骨正常，其他都黑了。这是因为毒药发作还没有死，而是被吊死的。

　　这件事报上去，嘉庆皇帝大怒，斩了包祥，顾祥和马连升被凌迟处决，李祥的心被剖出来祭奠李毓昌的墓，王毂、王伸汉都按照大清律处理，总督以下该贬的贬，该降的降，总督铁保自己撤职，发去守卫边疆，巡抚汪日章撤职。

　　追封加赏李毓昌为知府衔;嘉庆皇帝亲自作诗，赞扬李毓昌，并让人把诗作刻在墓碑上;李毓昌没有孩子，其继子加恩赏为举人……。

　　除非王朝鼎革，古代官员自杀是很罕见的。因为利益瓜葛不是太多，捞饱吃够，很容易全身而退，没有人会去追究。王伸汉本来也可以全身而退，哪知遇上“恐负天子”的李毓昌，吞没赈灾钱物的罪责是担不起的，想了一些办法都不解决问题，于是起了杀心。李毓昌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作为朝廷命官，被人杀掉，简直易如反掌。而沉冤昭雪，也不过是因为族中还有个识文断字的族叔，否则这起冤案也就沉入历史的河底，真相永远消失。

　　像李毓昌这种他杀被弄成自杀，且差点蒙混过关的案例，是官员的一种死法。这种死法今天还有没有，无人敢打包票。

　　问题官员自杀就一了百了?

　　不难发现，问题官员自杀，多在“出事”前夕，比如年11月4日晚上，广西柳州市市长肖文荪落入柳江河中身亡。知情人透露，肖文荪当天下午显得心神不宁。五天后的11月9日早晨，湖北省恩施州财政局局长王金维在家跳楼身亡。知情人透露，此前一天，他被宣布停职。不管是“心神不宁”还是“宣布停职”，总归预示着有重大事情要发生。

　　类似案例不少。

　　不过被组织控制起来之后还打算“自杀”的，也有不少，只不过组织上有防范措施，多不能成功。

　　问题是，自杀成功了，是不是该查的问题就不查了呢?至少公众很难听说某个问题官员自杀了，但最终还是查出了他的问题。这种一死百了的情况，加 　　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这一法律规定，立法宗旨并不支持对自杀的问题官员继续调查。一些官员风闻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启动，感觉问题即将暴露，远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杀了。相应的调查终止，违法所得留给家属，其他违法犯罪人员得以逍遥法外。可谓以一人之死，换得多人“幸福”。

　　实际上，即便问题官员自杀，增加了调查难度，但其他人证、物证，比如上下级、家属、情人，电子证据、短信、银行汇款记录仍然存在。但道理上“死者为大”的伦理教条，加之并不太支持查到底的法律规定，使调查往往无法进行下去，而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疑问留给公众，正义因此无法抵达，这对一些死者及其家属也不公正——倘若人家一身清白，为何死者本人及整个家庭要为此长时间背负公众的“贪腐”质疑?